根据中苏协定，这一地区由苏军驻守，国民党政府管理，但实际的领导权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

我地下党当时在旅大虽然处于不公开的状态，但实际上在市政府等重要部门，都有我党同志任职，而且还有自己不公开的军队——警察学校。

公开发行的《大连日报》明确地拥共亲苏、斥蒋反美，民主气氛空前高涨，反蒋之声日益热烈。

我党充分利用了这样的政治历史环境，把一些很有名望的学者及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输送到大连。

学院创建时期的领导人，时年32岁的黄农，便是在这种情况下由华北军区卫生部来到这里。由于黄农的共产党员身份不便公开，化名为王布君被党组织派到关东公署任卫生厅第一副厅长。

王布君利用这个公开身份，动员医务人员参加解放战争支前工作，接收、治疗从解放区来的伤病员，组织支援东北、华北、华东解放区急需的药品与医疗器械的生产、配套、装运等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根据学校当时的政治处组织科长，后来曾任黑龙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刘彬同志回忆，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为华东军区培养军医”，而当时“在华东办军医大学，无论从校址、教员、教育设施，教材教具等都无法解决，故决定在大连办这样一个学院。

受华东军区和东北军区卫生部委托，刚到大连市任卫生局长的王布君以其有利的地位身份，着手医学院的筹备工作。

为了给学院创办争得了合法地位，1947年2月5日，王布君在《大连日报》发表讲话。他说：民主政府不仅实行民主，对科学更是非常关心的。虽然大连有些经济困难，但民主政府没有放弃对科学人才的培养。

创办医学院是第二届临参会议的决议，民主政府时时刻刻督促卫生局想办法把医学院创办起来，这不仅是参议员代表人民的需要提议及政府的督促，而且大连的人民都提倡与赞助。

学校的名称正式确定为大连医学院，直接属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领导，由我任校长。以我个人的学识经验管理这个学校是有缺陷的，但在联办的领导及大连人民的协助帮助下，相信是会办好的。

筹建工作是异常艰辛的。按照办正规医学院的标准，在教材、教员、实验仪器、实习病床等都存在一系列的困难。

王布君以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如何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培养出自己的医务人员为实例，向筹备组人员说明：“以我们现有的条件，是能够办好这所医学院的。这是我们支援全国解放事业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筹备组没有经费，只有一辆马车，完全凭着市政府和卫生局的条子，赶着马车到各处接收财产。王布君让当时的供给科长于泷开了一个医学院商行（人和行）做买卖，赚的钱为部队来学院搞政治工作的同志添加生活用品，以补充办学经费的不足。

为了解决任课教师不足的问题，王布君到大连市各医院请到了一批医务人员担任教师，同时抽调一批军队干部到学校任职。创办之初，上至院长、副院长，下至教务处、秘书处、训育处，乃至学生的生活指导员等，多由抽调来的有文化的军队干部担任。

据时任大连市立传染病院第一任院长郭文华回忆：学院的主要课程，由我们几个年轻教师担任，其中也有铁路医院的几名年轻医师。那时手中没有中文教材，只好将我们在学生时代记的笔记和日文参考书整理后当做教材。

我们这些年轻教师都是临床医师，没有专门搞过基础医学，可当时在大连地区也找不出一个是搞基础医学的中国人。因此，只好由我们几个教师从医学基础课教起，一直教到临床课。

我们每个教师都要负担好几门课，我先后教过微生物学、诊断学、传染病学、内科学等课程，每周要上六至十节课，而且还要负责传染病医院的工作。由于课多而教材少，因此，我们在备课上花费了很多时间。”

1947年2月10日，大连医学院以院长王布君的名义公开向外发布了招生简章。

4月，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改为关东公署，大连医学院根据关东公署训令改名为关东医学院。

4月23日，关东医学院录取的203名新生（实到校150名）揭晓。

1947年5月4日，全院师生在大礼堂举行创校开学典礼，关东医学院正式宣告成立。定于5月4日为创校日，5月6日正式上课。